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约束和损耗相生相伴，改变了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空间结构、能源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布局、地形地貌结构、资源环境状况，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中国以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支撑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发展总量，牵引的是加速的城市化，依托和损耗的是资源与环境。

城市化规模和强度不断加剧，导致人口迅速膨胀、资源环境损耗、“城市病”相继发生，城市已由个体的作用，演变为城市集群和巨型城市带的作用。

当传统的耗能耗水、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消耗型的增长发展方式不再持续，生态化转型成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考量。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不仅是空间要素的规划，更是“天—地—生—环—资”（气象—土地—生态—生物—环境—资源）等多维要素一体化整合的规划。日本在1985年推出的“迈向21世纪的国土空间规划”，强调“政—学—产—研—居”规划措施的结合，即是这个道理。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只有31%的土地空间可以用作建设空间，而69%的土地空间是需要进行生态保育、修复、休养生息的脆弱空间。

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要摈弃过去“重建设、轻保护”的做法，在对中国国情、资源环境总体状况、承载力、环境阈值、特征与问题进行充分评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对我国“七带八区”（七大气候带、八大生态区）特点的分析，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政策、主体功能区划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三线一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陆海统筹等国家政策与战略要点，完善规划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其中，国土、生态、资源等涉及了“生态空间”“山水田林湖草”等国土空间规划的范畴。

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等，同样需要国土空间规划，尤其是需要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耕地红线和城镇增长边界作为根本保障。因此，应明确划定“三个空间”“三条红线”，或至少明确给出“三个空间”和“三条红线”划定的方法，以及划定后管理的相关制度安排。

国家安全的塑造须发挥我国长期规划的好传统和战略规划的坚强定力。

一方面，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确保国土安全，比如将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边境城镇建设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沿海地区需考虑未来海平面上升不同高度下的风险情景及适应性策略。

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将承担起作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载体和路径的作用。

建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规划国土安全，同时科学分析国土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其他安全的关系，通过国土安全规划，确保边境安全、军事设施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安全，为国家安全建设提供保障。

目前，我国对国土安全状况的调查分析不够，底数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空间规划的编制。

因此，需要全面调查全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安全，摸清国土安全现状和底数，对一些新的安全因素加强研究，制定出合理的控制标准，如管控信息、网络、基站、发射源、放射性、生物制品、声波、激光、无人飞行器、卫星、外太空飞行器、海底航行器、不明生物源等。

同时需要对未来国土安全所面临的灾害风险趋势进行科学评估，对国土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和安全分区。

在此基础上，实行分类分级保护，进行产业布局、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等空间规划，促进国土全域保护，切实维护国家空间安全。

我国不同区域由于自然环境差异巨大，大气环境容量差异不尽相同。

四川东部、甘南、陕南、湘西、鄂西，以及皖西、赣西、湘北和鄂南等地区的大气环境容量低于全国均值的一半，这些地区在国土规划上应尽量避开高污染排放的经济开发活动，在国土规划中应侧重第一、第三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低能源消耗产业。

而在我国滇东南、桂南、粤南、浙东、沪、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由于大气清除能力较强，大气环境容量是全国均值的2倍，国土规划可在这些区域内侧重第二产业发展，特别是安排能源消耗类产业的布局。

另外，随着经济活动带来的人口“聚集效应”，使排放率密度随之增加，也将冲击大气环境容量。位于大气环境容量较小区域内的城市在城区扩张时，其沿着盛行风方向的建设活动能有效利用大气的自净能力，即清除速率将降低，低矮大气排放源将会造成所在城市的大气污染。

因此，在城区规划与改造时，应兼顾大气环境容量，若扩展城区，应调整产业结构，以便与大气环境的自然清除能力相匹配，达到维护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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