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邀专家：唐亚林

唐亚林：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就新冠疫情的防控问题进行讨论。

5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一个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体制机制的会议。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今后我们在公共卫生重大疫情防控上应该着力的一些地方。

具体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所提出的这5大努力方向，实际上就已经指出了我国在城市治理、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和重大疫情时存在的短板。

在这一次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最终处理的方式不应该分这么多级，按我的理解应该分为特别重大、重大和一般三个等级。

一般是什么意思？就是地级市范围内就可以处置的事件，可通过专业部门来发挥作用。

一旦超出了市域范围，走向全省，那么就上升至省级统筹、省级处置的范畴。这是重大等级。

而一旦突破了省级范围，走向全国，甚至向周边国家蔓延的话，就上升至国家层级，即为特别重大等级。

我把这称为“干字型”应急管理体系建构。在法律法规上及时的进行调整、修正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就是要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应急和救治体系进行改革。在这一次的中国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就是贯彻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武汉凝聚了除本地各种救治力量以外，全国驰援的国家医学救援队员达42000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也正是因为这批国家应急救援队伍义无反顾的冲在前线，最终使得新冠疫情较快地得到有效控制，走向常态化的防控局面。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既看到了问题所在，又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前景、方法所在。

唐亚林：社区提供了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大城市社区人口高度集中、高度流动，风险性高度集聚。它是大城市里一个有效的防控载体，也可以说，社区是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个战略空间。

此次新冠期间推行的居家隔离、社区隔离、社区的联防联控，无不实现了对新冠疫情进行有效防控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既成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或者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一个战略共存空间，也是一个有效应对超大城市所内蕴的危险（高流动性、高风险性、高集聚性的）的一个载体。

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并不能预料到一些风险的发生，但做到预防风险需要有留白的意识。

从规划视角来看，留白意味着什么？即有意识的从规划视角预留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实际上，在2003年SARS时期，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教训，北京临时在小汤山进行大型医疗设施建设。

吸取SARS的教训，上海在金山区建设了一个公共卫生应急中心，上海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为公共卫生中心预留了大量的土地。

这一次新冠疫情防控，上海及时地启动了那些留白空间，来开展应急设施建设。这就是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过程中，怎样从规划视角进行空间留白。

并且，针对空间留白，还可以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先将上下水道、交通信息、电力基础设施等铺设好。在平时，可按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服务体系设施的标准，将这些空间作为郊野公园、花园等基础服务设施。

如果到了需要紧急启用的时候，我们能快速把它转变性质，建设相应的房屋设施，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平战结合”。

这带来的规划学思考在于，风险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需要对风险预留足够的应对空间。这种空间小到一个社区、一个集聚场所、一个家庭空间的开辟，大到一个社会，众多基层、基础设施的建设。

唐亚林：实际上，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广大的乡村成为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个战略后方。

怎么来理解战略后方？因为人少，同时居住分散，因此乡村发生交叉感染，人传人的几率较小。

当然，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实现了一些比较严厉地，甚至有一点极端地做法，比如说把路挖断了，将整个村庄完全封闭起来。

但是城镇有它的好处，因为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有效维持它的运转。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大中城市里，后勤保障上就会比较困难。

长期以来，大量资源拥挤在特大、特中城市里。小城镇、乡村从公共卫生视角来看：

• 首先是公共卫生设施落后，跟不上档次，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的水平较低。

• 第二，因为医院人少，通才多，做不到像大城市拥有非常专业的医生。
  

• 第三，就是乡镇的应急能力跟不上。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如何进行改善？

首先在规划层面，从此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来看，除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组织、发挥中央的统筹精神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或经验是，怎样发挥总体规划的作用，且把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有机衔接？

规划一旦做好以后，就可以按照既定的节奏来进行有效的短板弥补。要让乡村的公共卫生服务设施跟上，要让乡村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平、医疗队伍跟上。

而且在新时代，我们要跟上新时代发展的步伐，比如，可以通过大型集团建设方式，将乡村、县城、地市和省一级的医疗建设作为整体的医疗集团体系建立。

第二，可以发挥远程医疗会诊的作用，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及时发现特殊病症或疑难杂症，进行病症甄别。

最后，要提升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形成大中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有机衔接、一体化的公共卫生应急的体系。

唐亚林：这次重大疫情确实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是在时隔17年以后再一次遭遇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如果说2003年的SARS是我们初次碰到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应急管理的意识，更没有应急管理体系，也没有应急管理法规和制度的建设。应该说在SARS之后，我们就应该开始有了。

但是，SARS过后的长时间里，我国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尽管开始越来越重视于民生，以民生保障为核心。但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方面，包括应急服务体系方面，我们疏忽掉了。

那么，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一项重大认识就是：应急体系是多么的重要。英国的NHS，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到最后发现也是纸上谈兵。

这一次新冠疫情的重大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反复地跌进同一条河流。

我们已经在2003年发生了一次重大规模的疫情SARS，在当时我们并没有重大公共危机的概念，没有建设应急体系、制度，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建设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进程。

比如说，SARS过后“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提出各种制度建设跟上去。但是十几年以后，我们忽视了它，让它沉睡在那里了，忽视了对它的能力建设。因此，我们今后要考虑怎样做到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我觉得要从教育开始，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要从幼儿园，再到小中学，到大学，把公共卫生应急或者说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理念，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孩子们。

我们要把公共卫生、重大危机的应急理念、做法写入教材，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这种意识、建立这种规范。

比如说，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什么出门要戴口罩？因为需要防止飞沫传播。现在提出的分餐制，虽然很难推行，因为其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但是每人面前摆放两副颜色不同的筷子，并且为一些特定的菜品再设一个公筷，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减少病毒通过筷子进行传播的，同时也保证了中国喜欢大家庭团圆聚餐的热闹场景。

一定要制定针对不同类别、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应急手册，让大家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同时要经常进行演练。

日本是一个地震高发的国家，且地震的力度也很强。但是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民众应对的意识和措施是比较高效的，原因是什么？是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怎样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情况下，迅速保护自己逃离灾难现场，进行有效的救济、救灾措施；甚至是如何学会帮助他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等待救援；日本通过大量的基础教育，让防灾成为了公民的一种习惯。

因此，我认为应急、救急手册的发放，加之在这基础上，我曾经在一份报告里提到的，应该每隔10年左右，开展一次重大危机的应急演练活动。

现在，每年的国防日、安全日都要拉响警报，这是一种教育。但是，在拉响警报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进行相应的演练，比如，如何从办公场所快速地疏离到一个空旷场所进行避难。

与这样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预防相关的是我们要培养大量的人才。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流行病学的调查、病毒学的研究和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一类专业纳入到教育部的强基计划之中，尤其是要改变由于医患紧张关系导致目前医学生不愿意投身医学的不利局面。从人才培养、专业设置、预防体系上着手。

最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握整个社会危机应急能力的提升。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新闻中频频出现一些志愿者、快递小哥的温暖故事，还有大量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积极投身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使得新冠疫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形成了目前良好的、常态化的防控局面。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应急管理能力是无所不在的，它体现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专业能力应对建设方向，甚至还有更长远的，即医学专业能力培养。

如果通过科研、专业人才的攻关，发明了病毒疫苗，你可以想象，所有接种过的人都可以免疫，再厉害的病毒也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

唐亚林：我最深切的体验就是：重大危机防控，人人有责，需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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