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朱顺龙：我国的现代博物馆这几年的发展欣欣向荣且数量庞大。在公众教育传播上也在寻找一些新的途径和方法。

线上博物馆利用互联网技术传播的广度和宽度，对于线下都是一种全新的补充。

疫情对线上博物馆的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总体来讲，线上博物馆有利有弊，比如说，它不能提供非常直接地进入空间的体验感，存在对一些珍贵文物进行虚拟的情况。

但是从信息传播的力度来讲，线上博物馆有它的一些特殊性，尤其是它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多媒体、融媒体的介入，让线上博物馆的传播更具生动性。

所以，从运营角度来讲，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后，线上博物馆都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运营姿态。

在整个城市当中，作为公共文化载体本身，博物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在运营上也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朱顺龙：直播作为近些年来一种全新的行为方式，不仅仅是在视觉上的一种新体验，它可能还会带来一种新的模式。

直播的内容包含了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的发展、生活习俗，文化信息传导等，会产生一些像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等一系列现象，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结构、消费结构的模式。

在疫情期间，线下活动大幅度的骤降，直接导致了直播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

当然，直播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思考，但不是说直播本身有问题。低俗的、消极的、悲观的这样一些信息流，它是普遍存在的。

直播在引发了一些网红经济以后，会形成一些新的IP，新的流量吸引点，同时它也是一个不受限制、传播能力巨大的行为方式。

如果直播未来上升至一种国家的模式，包括我们讲的城市运营模式，对它进行整体引导，以避免低俗的，或者说是一些不利于我们整个社会主流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的传播，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屏蔽或过滤。

但是我觉得现在谈这个问题有点操之过急，因为直播在当下迸发出一种非常有活力的动能。

我们静下心来思考它，给它形成一些引导、约束，这应该是在随后的发展当中我们要加以关注的方向。

朱顺龙：实际上，这是一个城市文化宽容度的问题。

疫情这样一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普遍会给城市带来应对上的措手不及。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和城市文明的包容。

它包含了在顺境时的一种城市优势的绽放，同时也体现在逆境时，对于一些问题有更理性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展现一种人文关怀，人性光辉。

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当中，需要确保这种文明基础的存在，无论是软实力还是硬载体的未来设计、布局，都要能够从容的应对这样一些突发事件。

有些城市因为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漩涡中心，自然而然，它会存在污名化的趋势。

但对于污名化，我认为，还是应该理性分析。无论是从政府层面，领导者的姿态上，以及整个城市的响应方面，只要我们积极应对，我认为，这种污名应该是可以清除的。

朱顺龙：这个问题事实上是舆论导向的问题。

同时，这里涉及到吃瓜群众之所以有一定市场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确保信息快捷地、透明地、公开地进行主流发布，即主流渠道反应要神速，留给吃瓜群众的那些不负责任言论的空间越小越好。

当然，这与城市管理者有一定的关系。需要城市各部门的决策者，还有城市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引领。

就吃瓜群众本身来讲，他们存在对信息的片面理解，基于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和危险性，他们当然有一种表达的冲动，这其中一定是缺乏逻辑和理性的，所以城市管理者得把瓜田管理好，让信息及时、准确、公开地进行传播。

朱顺龙：我觉得还是要充满信心，只要内心强大，我们能应付所有的突发事件。

部分图片选自公共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可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