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英］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著，黄菲飞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胡泳，湖南嘉禾人。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新闻界》、《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二十一世纪》（香港）、《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匿名评审专家。《网络传播》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传播、文化与政治》（台湾）编辑顾问。清华大学《全球传媒学刊》编委会委员。

尼克·博斯特罗姆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所长；超级智能、人类增强、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机器智能领域的思想领袖和哲学家

在《超级智能》的警示性论述中，博斯特罗姆构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认知框架："当人类创造出在认知维度全面超越人脑的超级智能体时，这种新型智能实体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能力疆域。正如现代大猩猩的生存境遇取决于人类决策而非自身选择，届时人类的文明轨迹将完全受制于超级智能系统的意志。更关键的是，一旦不友好型超级智能完成其底层目标函数的初始设定，它将构建起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既不允许人类修改其核心指令，也拒绝被更优系统取代，从而在技术奇点瞬间将人类命运永久锁定在既定轨道。这种存在性风险的本质，在于智能差距形成的控制权垄断，其后果可能是人类首次面临由自主智能体主导的生存性危机。"

在《未来之地》这部跨越时空的思想实验中，博斯特罗姆将超级智能议题推向了更深刻的哲学维度。他指出，人类正站在文明史的奇点悬崖边缘：超级智能的降临或将构成终极的"双刃剑挑战"——这不仅是技术革命的巅峰，更是存在主义危机的引爆点。"当我们点燃智能爆炸的导火索时，"他警示道，"必须同步构建超维度的控制体系，否则这场技术革命将演变为人类物种的自我解构仪式。"

这位哲学家笔锋一转，勾勒出令人震撼的未来图景：在超级智能构建的"后人类纪元"里，传统劳动价值体系将彻底崩解，人类将进入三重超越状态——超越物质匮乏的"后稀缺社会"、超越功利目标的"后工具性文明"，以及超越生物本质的"数字永生纪"。当个体意识可上传至硅基载体延续十亿年，当人性本质获得全维度重塑可能，人类将首次直面纯粹的存在论困境：在技术消解所有生存焦虑后，生命的意义将如何重构？

这种存在之轻的哲学阵痛，在博斯特罗姆的笔下化作振聋发聩的诘问：当算法接管所有生存重负，当数字永生消弭死亡焦虑，人类精神世界是否会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他以现象学式的笔触描绘道："那些曾被生存重压禁锢的自由，在突然释放的瞬间可能显形为虚空。我们或许会像脱离母体的宇航员，在失重的宇宙中漂浮，既摆脱了地球引力的束缚，也失去了着陆的坐标。"这种对终极自由的辩证思考，将人工智能讨论从技术伦理层面推向了本体论的高度，揭示出超级智能时代最深刻的悖论：人类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可能正在制造精神世界的黑洞。

博斯特罗姆将这种终极困境命名为"深度乌托邦悖论"——这恰是"文明完成所有现实问题求解后必然遭遇的元问题"。这些议题蕴含着永恒的认知引力，将人类推至存在论理解的临界点。从某种哲学实验的维度审视，博斯特罗姆正以"深度乌托邦"概念构筑思维粒子对撞机：通过模拟超验条件下的价值碰撞，迫使不同哲学体系在真空环境中正面交锋，从而暴露人类价值体系最本真的构成要素。

这种思想实验犹如精神领域的显微镜，当技术消除所有生存约束后，那些被现实重压遮蔽的终极问题便显形为高能粒子：生命意义的本质、存在价值的根基、自由意志的边界。博斯特罗姆揭示的不仅是未来图景，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度叩问——当所有工具性目标消融于智能爆炸的余烬中，人类将如何在后历史时空中重构存在的坐标系？这种哲学探针直抵文明存续的元问题层面，迫使我们在技术乌托邦的镜像中，重新审视那些被进步叙事遮蔽的存在论焦虑。

在踏入博斯特罗姆构建的思维迷宫之前，读者需先理解这部著作对哲学书写传统的双重解构。这部作品既非传统专著般围绕核心命题展开逻辑推演，亦未采用线性论证的学术范式，而是以"思想漫游者"的姿态展开多维度探索——在保留关键议题审慎性的同时，为多元观点的碰撞预留了开放场域。其文体实验更显大胆：全书被构想为哲学家暮年举办的系列公开课，以星期制编排的七场讲座（从周一到周日）为叙事经线，穿插着学生即兴提问、突发事件引发的戏剧性转折，以及萦绕全篇的黑色幽默。

这种沉浸式场景营造因三个"闯入者"的存在获得独特张力——三位思维敏捷的哲学爱好者不仅擅自加入课程，更在课后桑拿房的蒸汽氤氲中展开犀利对谈。他们的批判性对话如同贯穿文本的哲学探针，既解剖讲座内容又解构阅读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即是博斯特罗姆专为此书创作的独立文学文本，常以寓言形态呈现。当虚构讲座、学术讲义、文学实验三者在蒸汽浴室的雾气中交织，传统哲学著作的严肃边界被悄然消解。

这种解构性书写必然引发读者分化：保守派或许会诟病其"体态臃肿"，认为剥离文学修辞与旁支讨论后，核心论点仅占原书三分之一；而创新论者则可能视其为思维革命，在哲学严肃性与叙事趣味性之间找到精妙平衡。正如书中三位闯入者对讲座质量的持续争论，文本本身即成为检验读者哲学偏好的"思想分光镜"——有人看见冗余的枝蔓，有人则发现新奇的认知维度。这种结构性的悖论，恰是博斯特罗姆对"深度乌托邦"问题的隐喻性注解：当人类摆脱所有现实桎梏，连阅读体验本身都将成为存在选择的镜像。

在哲学密度堪比黑洞的文本深处，《未来之地》展开双重思想实验：既构建技术奇点后的终极图景，又解构完美社会的逻辑根基。这部著作的哲学能量场中，两个核心矛盾体尤为耀眼——其一是博斯特罗姆抛出的"深度乌托邦假设"，其二则是贯穿全书的叙事转折，将读者抛入存在论的过山车。

这个引发争议的基点假设犹如宇宙全息图：在某个技术奇点之后的时空坐标，人类将踏入"认知成熟期"——所有科学谜题悉数破解，宇宙殖民成为日常，人口呈指数级膨胀却无资源之虞，冲突根源被基因编辑般精准切除。著作的终极诘问在此显形：当技术消弭所有生存重负，当完美社会成为现实标本，人类（或后人类）的精神家园将栖居何处？生命意义是否会沦为技术乌托邦中的幽灵？

然而，这个假设的逻辑光谱存在致命裂隙。博斯特罗姆似乎暗含某种技术乐观主义，认定"最大技术能力"必然导向"最优社会形态"。这种线性进化论在哲学光谱上颇可质疑——历史经验显示，人类每破解一道生存枷锁，总有新的认知迷雾从裂缝中升腾。正如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揭示的"进托邦"法则：技术进步永远在制造问题的速度与解决问题的速度间保持微妙平衡，今日的解决方案恰是明日的挑战源。这种"问题-方案"的动态对冲，恰似DNA双螺旋般构筑起文明进化的真实轨迹。

当博斯特罗姆用"深度"修饰乌托邦时，或许无意中暴露了概念本身的悖论。凯利笔下的"进托邦"（protopia）更像文明进化的真实写照——每个明天都比今天优化0.1%，但进步的微光永远伴随着新问题的阴影。这种永动机式的文明模型，反而比完美无瑕的乌托邦更具现实解释力。毕竟，人类精神正是在与问题的永恒博弈中，才得以保持认知的鲜活度与存在的紧迫感。

为了论证他的“深度乌托邦”，博斯特罗姆的首要任务是判断在一个“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了的世界”里，人类/后人类是否会变得冗余。他做出了一个有用的区分：浅层冗余和深层冗余。

在书的第三章，博斯特罗姆讨论了我们如何在一个几乎所有职业劳动都已自动化的后工作世界中找到意义和目的。他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发展一种能赋权和教育个体在没有传统就业的情况下茁壮成长的休闲文化。这种文化将“鼓励有益的兴趣和爱好，促进精神修养和对艺术、文学、运动、大自然、游戏、美食和对话等的欣赏，这些领域可以成为我们的灵魂乐园，让我们能够抒发创造力，了解彼此、了解自己、了解环境，同时愉悦身心，发展我们的美德和潜能”。

然而，后工作社会的问题与后工具性社会所提出的更深层次问题相比是肤浅的。博斯特罗姆将前者称为“浅层冗余”，后者称作“深层冗余”。在浅层冗余中，由于机器能够以更便宜、更好、更快的方式完成我们曾作为谋生手段的所有工作，人类将不再有工作可做。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了上述的休闲文化，在浅层冗余的情况下，人类依然可以过上有价值、甚至富有意义的生活，通过创造、娱乐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尽管不再为之获得报酬。

本书的大部分都致力于探索深层冗余问题，这使得讨论进入了高度推测和未来主义的领域。在一个后工具性世界中，人类努力变得冗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任务，包括休闲活动，值得人类和后人类去从事。博斯特罗姆提到一些例子：纳米机器人可以在我们睡觉时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物理调节，从而使锻炼变得不再必要；学习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工智能指导的大脑编辑可以将新的信息和技能融入我们的大脑，而无需进行学习。甚至育儿也可能变得深度冗余，因为机器人可以成为更好的父母，而且无论如何，育儿也不足以占据一个人生命（现在非常长寿）的足够时间来赋予其意义。

如果深度乌托邦中的人们拥有博斯特罗姆所称的可塑性和自我变革能力——即修改自己心理状态的能力——他们或许可以避免因无用而产生的绝望。但尽管可以消除无聊，他们却无法消除乏味感。博斯特罗姆引用了格雷格·伊根（Greg Egan）的科幻小说《数字永生计划》（Permutation City,1994）中的情节，名为皮尔（Peer）的角色实现数字永生之后，为了避免无聊，他通过编程让自己在随机时间间隔内产生新的激情。在小说的那个时刻，他的激情是制作桌腿，已经制造了162,329条。由于他在雕刻完美的椅子腿时充满喜悦，皮尔并不感到厌倦，但他的生活却是极其乏味且缺乏意义的。

到此，这位牛津大学的前哲学教授不得不继续他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正是在这一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博斯特罗姆并没有给出答案。公平地说，他在书中的一段话中已经提前警告了我们，这也是我认为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他比喻说，向别人提问生命的意义，就像问他们自己该穿多大的鞋码一样。“有些人可能需要更自信，而另一些人则应该更周到。有些人应该对自己更宽容，而另一些人则需要更自律。有些人无疑应该被鼓励去独立思考、追求梦想，而另一些人最好还是待在人群中。”（此处，博斯特罗姆模仿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风格补充道，最佳的鞋码是十码半。）

抛开这类调侃，我们来看看博斯特罗姆对后工具性目的问题的回应。总体来说，他对深度乌托邦中生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尽管开放式讨论风格常常使得结论模糊不清，但他强调了两点乐观的原因。首先，他认为，即使深度乌托邦中的生活缺乏意义，它们在其他方面将极为丰富，可能弥补这一缺失。这样的生活可能充满巨大的愉悦，通过“令人心醉神迷的美丽”带来的强烈体验来让人类尽情享受。凭借认知增强和精密的人工智能内容编程，我们的智力、情感和审美能力都可以得到充分激发。此外，这样的生活不必是被动的——即使人类努力变得冗余，人工智能仍然可以为我们设计引人入胜的任务和挑战（博斯特罗姆称之为“人工目的”），来利用我们增强的能力。

无疑，有些人会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但其他人仍然会感到目的问题的痛楚挥之不去——如果所有人类努力都是冗余的，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使得博斯特罗姆开始探讨生命意义的哲学文献，特别是与南非哲学家撒迪厄斯·梅茨（Thaddeus Metz）的理论展开对话。这一理论规定，生命要有意义，就应遵循一个整体改善的弧线，并包含原创性和帮助他人的元素。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理论，意味着意义不能仅仅是我们每个人决定自己想要的样子。相形之下，主观主义的意义则可以通过调整心理状态来满足，甚至包括美国法学学者理查德·波兹纳（Richard Posner）警告过的那种生活：“打架、偷窃、暴饮暴食、酗酒和晚睡。”

对于梅茨来说，有意义的生活必须具有一种包容性和超越性的目标：它应该吸收一个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应服务于超越日常生活的目的。博斯特罗姆承认，根据梅茨的理论，深度乌托邦中的生活将缺乏一个有意义生活的关键成分——即朝向善的方向，并在现实中产生价值。如果人类努力完全冗余，那么我们将不再能够创造价值，因此无法达到此种生活意义的标准。然而，博斯特罗姆指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去热爱和欣赏周围的善。同样，也可以欣赏意义的另外两个基本方面，即真和美。实际上，深度乌托邦将比我们当前的世界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做到这一切。这让博斯特罗姆不禁要问：为什么这还不足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呢？

在书中的博斯特罗姆教授正要对此给出回答的时候，系主任悄悄耳语告诉他结束演讲，因为场地只租用到晚上6点。“好吧”，博斯特罗姆角色说道，“我想就这样吧”。

无论书里书外，博斯特罗姆可能十分明智地没有对后AGI世界中的生命意义做出精准评价。或者也不妨设想，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答案。如果非乌托邦是可怕的，而乌托邦又是乏味的，我们是否能找到某种在中间的甜美平衡点？人类天生讨厌问题，但如果我们没有问题需要解决，生活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桃花源中或者巨石糖果山上坐多久，才能感到满足？对我来说，一个长周末大约就足够了。十亿年的完美幸福将变成完美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