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20-05-26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整个社会经历了“突然暂停”和“缓慢重启”的艰难过程。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访谈嘉宾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朱介鸣等多名专家学者,话题将深度聚焦“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划应对体系”,“建设具有抵御力的韧性城市”等核心议题。
本期特邀专家: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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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您作为传染病学的专家,一直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此次上海在抗击疫情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和特色?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可以进一步推广?
张文宏:您刚才提到“后疫情时代”,实际上现在说进入后疫情时代还为时过早。
我们比较乐观地讲,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疫情中时代。只不过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所处的疫情时间点可能略有不同。有些地方会跑得快一点,有些地方跑得慢一点。
疫情也是如此,疫情在全球的扩展、蔓延,事实上也有不同的时间点,它会出现不同的疫区中心。这个爆发的中心现在正慢慢地形成一种全球的、多点爆发的态势。
中国的这次疫情因为初期介入较早,整体上政府的控制力度比较大,民众配合也比较好,所以在全球疫情的控制过程中,中国疫情结束得比较早。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地区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本土病例,所以你才会提到疫情后时代。
但是,目前世界所处的疫情时间点,其实也不属于一个平常的时代,平常的时代我们称为Normal Life,即正常的生活。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生活,我们才认为是正常的生活。
现在全世界都是封闭的,如果再这样封闭下去的话,全球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现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是,全球后期的疫情发展,各个国家会不会逐渐地走向趋同,目前对这件事情没有定论。所以,我们后面还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而在前期,中国在这次疫情中整体上是控制得非常好的。甚至于因为控制得太好了,所以在国际上还产生了很多不信任的声音。
有人会质疑,你这个疫情控制得这么好,是真的还是假的?实际上,传染病是一个最不可能隐瞒的事情。
今年的五一,在上海我又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景象。当然,作为一个传染病学专家,我自己在人群可能出现聚集的时候,经常会呼吁大家还是要采取非常好的防护措施。如果不采取防护措施的话,人群聚集还是会产生一些风险。
那么,上海能够出现人群小部分聚集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前一阶段我们对整个上海市疫情的控制是相当有信心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疫情控制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是一步到位的,准备有计划地开始复工复产。
我们看到美国在宣布20个州可能慢慢的要重新打开。但是,针对美国提出的重新打开, 民众也表达了很多相反的意见,因为怕出现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比如说,上海市宣布2月9日开始有计划地逐步复工。这一次的五一节、五五购物节等复工、复产、复市计划的开展,都是得益于前期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从经验上来讲,我们应该说,在集中的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二字是它的核心。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控制、整体规划与协调是重中之重。
这一次疫情,上海做到整体协调控制、民众积极配合,才得以达到如今的结果。
你会发现,事实上一种疾病的传播,它是一个大的循环,病毒到一个地方,完成一个循环, 再传播到新的区域。
如果我们现在要阻止疾病的不断扩展,则需要把所有的环节全部切断,在这其中涉及到什么呢?输入人群、周边交通、社区风险病人的管控;病人核酸检测及其密切接触者追踪;重症病人的集中救治。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对于全球性的大流行来说,在爆发的时期,在多长的时间、用多好的效果把它完全控制住,即对这个大系统工程能否采取一些非常有力地管控是防疫的关键。
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防疫取得成效在于中国采取了比较强制的措施,但事实并不如此。
我们周边有一些国家的疫情控制跟中国较为接近,如韩国、日本。虽然他们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有人质疑武汉为什么采取封城?包括强制性地对疫情进行控制。事实上,这就体现到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系统上,需要根据它的整个系统,做不同的系统设置。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武汉的封城和一系列的控制措施,以及拥有3000万人口的上海,如何在早期把这个系统工程的各个环节做好,它涉及到一个城市管理的能力,这项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或者说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疫情防控的成功,事实上就是看这一系统性工程谁运作得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于,这个系统性工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是不是在整个系统运转当中能够配合得好。我认为这应该是防疫成功的一个核心要素。
提问:上海提出未来要建设全球公共卫生最安全城市,您认为哪些领域是建设重点?哪些短板方面弥补?
张文宏:在这次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以后,5月5日我们开始重启复市。事实上在这之前,上海市开过一次公共卫生大会,你提到的这个口号,是在上海市的公共卫生大会上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即我们要建设一个全球一流的公共卫生安全城市。
我们国家从总体上来讲,大家都是比较谦虚内敛的,以前我们在公共卫生上不大提这样的口号。
但是这一次中国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中取得成效,且这个事件几乎超过近代历史上我们看到的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2013年的禽流感、中东的MERS (中东呼吸综合征)、非洲的埃博拉等这些疫情的严重程度。只有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爆发,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全球爆发的霍乱大流行,以及1910年中国的鼠疫大爆发可以与之相比。
这一次的全球疫情蔓延至今,形势还没有得到非常有效控制的时候,中国在早期动用了整个社会的力量,把整个系统工程控制得非常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短板。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疫情能够控制得好即说明:在城市整体的治理过程当中,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因为各环节均实行早期的积极干预以及民众的积极配合,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这不代表我们现在整个公共卫生的体系就没有短板。所以这一次上海市在公共卫生大会上提出了20条建议,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对短板进行弥补。
大家可能会想,既然有这么多短板,那怎么上海的疫情控制得这么好?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上海在整体的疫情控制当中采取了极端重视的态度。
武汉在1月20日宣布疫情爆发以后,人传人被确定后,在国家统一的统筹安排下,各省市都把这件事情提高到一种非常紧急的状态,都做了一级响应。
这一次中国疫情的控制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得益于各个城市的一级响应,上海也是如此,设置一级响应以后,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如早期广泛的检测、隔离、追踪、社区管控、道口管控、输入性人群管控等,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果。
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做到早期的管控,我们今天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会面临一个极大的风险。
所以这一次,我们应了一句话,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做得越早就越好。如果通俗来说,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有快、早,才是赢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关键。
但是在这次事件过程当中,也暴露出来一些短板,包括我们在早期预警里面是不是做好了足够的诊断、试剂的储备;我们在药物的研发方面是否有足够的药物研发平台;我们在疫苗的研发方面,是否有非常成熟的疫苗研发平台;我们的防护装备是不是到位;我们多学科的协同是不是做到位;我们的社区病人的追踪、我们的疾控人员的配备是不是到位;我们在整体的城市防控信息化管控方面是不是到位;对疫情后期的走势预测、信息的管控及整个模型的计算是不是到位。
事实上,这些就涉及到整个城市对传染病的预警,还有后期的处理、救治。这涉及多个环节的内容,很多内容还超出了医学的范畴。
比如,这个城市出现大规模的疫情时,城市里的物流怎么样?在家庭内的隔离、社区的隔离、隔离点如何处置等这些问题都会成为一个大的公共卫生响应计划的内容。
提问: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学到很多,将来要打造一个一流的公共卫生安全城市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张文宏:在面对任何一个疫情时,无论是在国内爆发的还是由国外输入的,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具有响应的能力。响应了以后,我们要具有救治的能力,具有对传染病隔离的能力,对药物研发的能力,疫苗的快速研发能力,还有整个城市能够保持常规化、常态化运作的能力,保持经济在一定水平上能够延续的能力。
我觉得这些方面,对所有城市的管理者,在未来都会带来极大的挑战。
这一次的疫情对我们所有的机构:公共卫生、医疗、经济、城市规划等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次疫情是什么时候来临?而且是哪一种类型的疫情?
比如说如今的疫情是一个呼吸道感染病毒的类型。下一次不一定是呼吸道类型的疾病,如果来一个像天花一样的病毒,疫情的打法跟这一次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公共卫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全球性的、灾难性的事件。
对于这种不确定的灾难,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确定性的准备?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相信现在不单是中国,一些发达国家也在紧锣密鼓地边抗疫边做下一步的研究。
提问:目前我国正在强调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那么全国的医疗体系做了哪些准备?哪些是短期措施,哪些可能会成为常态化的管理措施?
张文宏:前面我提到现在正处于疫情中时期,中国疫情控制得不错,所以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将“外防输入”作为重中之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外防输入”以后,万一出现极个别的病例,特别是在全球市场重新打开以后,此次预估全球市场重新打开的时间节点不会在疫情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有可能会提早,提早是什么意思呢?各个国家在疫情控制住以后,病例数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都会纷纷地打开国门。
所以全球打开以后,我们中国会面临“外防输入”的风险,任何一个外防输入的处置,事实上都存在一定的失败概率,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也是一个失败概率。如果说万分之一失败的概率都没有,这是不实际的。
任何一种传染病,针对它的措施、治疗的成功率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为这是基于一个大人群概念的比例。
那么对疫情的防控,最好的防控可能达到99%,甚至于99.99%,如果个别的病例散发在整个社区里,事实上就会引起下一步的内防反弹,造成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双重压力。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在做的有两点:
第一个是外防输入,我们现在尽量做到闭环的管理,对输入人群的监测也好,检测也好都做到位。
第二个就是内防反弹,也是现在已经在打造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比如说下一步的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已经开始,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实。
我们在公共卫生大会上提出的20条,各行各业都在纷纷落实。
在公共卫生体系层面,会把整个的卫生体系通过近3年的时间逐渐地建设得更加完善,我们称之为〝三年行动计划〞。
配合“把上海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公共卫生安全城市”的口号,各行各业都已经在推进一系列的工作。我想这些工作都会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起到一个很好的保障作用。
提问:有网友亲切地称呼您为硬核医生,您如何理解〝硬核〞两个字?
张文宏:我认为医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从职业性质上面来讲,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工种。就像你们是从事建筑、城市规划的,那么我们是给人看病的。
所谓的硬核可能是大家觉得以前不大听医生讲这些话,比如说我们在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里存在哪些短板。关键在于你愿意不愿意讲出来,讲了可能就是硬核。
如果你们谁能够出来讲中国城市规划有哪些短板,你能够把它们都喊出来,老百姓也愿意听,那么我相信你就是硬核城规,你就是硬核工程师。我觉得,在词语的内涵方面来讲,这个词也不是仅用于我身上,像我们上海疾控,还有一位吴凡院长,大家喜欢叫她硬核疾控女侠。
所以都是一样的,我想在各个领域,在国内现在的环境之中,事实上国家也在鼓励大家在不同的场合能够多表达一些自己对于自身所处领域的独特看法。
因为各个专业都是非常独特的专业,对于大众来讲他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在这些领域里的专家,你能不能把自己在这个领域里一些独特的东西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自己是在做科普,因此在不同的场合,在多种层面,我也在告诫我们自己的同行,所谓的专家,老百姓认为你讲得还可以,叫你专家。认为你讲得差,那你基本上是砖头的“砖”,就是“砖家”。
我的意思是这与整个民众都有权利了解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政策有关,像公共卫生的政策、医疗的政策,我们都有一个告知和沟通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将来科普的真正内涵,会逐渐地会过渡到沟通的角色上,你沟通得好了,能够把真实的情况讲给大家听懂了,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硬核。
如果很多事情你不说清楚,那么说出的话就是软的。现在硬核也不是我一个,很多人都是硬核。
包括我们中国的民众,我认为就是硬核民众,没有这样的硬核民众,我自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也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疫情控制得并不是很好,实际上这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是否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全社会共同要做的事情,而不只是医疗工作者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的内涵应该还是蛮深的,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我也感谢大家送我这个绰号,至少这个绰号我觉得还是比较正面的。
提问:节目最后,想请您对广大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您最想对大家说一句什么?
张文宏:我希望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人民,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将来的生活有保障。
而且一直可以生活在一个健康的,没有瘟疫威胁的,或者是哪怕在瘟疫来临之后,我们也可以勇敢面对的安全城市。
未来,我希望大家都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