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大城市人口集聚、建筑密集，是大流行病的温床，您认为大流行病对于城市形态、格局会带来哪些影响？

葛剑雄：欧洲在经历几次大的传染病以后，人们都意识到城市高度的人口密集，是防御传染病的致命弱点。

但社会有其两面性，从经济活动到机械化大生产，这是人口聚集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效应。

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有其自身优势，即医疗卫生设施、体系先进，所以当医疗卫生系统注重预防传染病时，人口密集并不是造成传染病病毒流行的一个必然因素。

虽然人口密集对抑制病毒的传播是一项不利因素，但另一方面，城市通过科学、严格的管理，特别是通过充分发挥现代化医疗保健设施的作用，可以抵消这种不利因素。

我们可以发现，此次疫情之中，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存在染病率高、或者死亡率高的情况。相反的，往往在大城市中死亡率较低。城市存在某些数字高的情况，很可能跟其检测面广有关。

今后，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去改善城市内部，不可能因为“人口聚集”的原因，而去改变或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事实证明，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讲，大城市的聚集效应，特别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产生的正面作用更大。

提问：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所以，复旦大学应该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规划中的优势。

我们未来的任何规划，无论是一个小范围的规划，还是以前的传统城乡规划，抑或是现在的国土空间规划，在这些综合性空间规划之中，都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人文的因素，考虑到人与自然环境，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协调、和谐。

比如说，现在中国已经建成了很多大城市，今后也会持续建设下去。在中国还会出现一些特大城市、城市群。

但是在规划中，需要充分考虑，在这个城市群或城市带内部，如大湾区、长三角这些区域的内部，怎样在规划中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群体、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协调。

并且在规划中应当创新，譬如此次疫情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教训。

提及“居家隔离”，为什么有些住房很宽敞，却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实际上，空间既应有公共空间，也应有私密空间。家庭内部的房屋结构也要考虑个人的一些私密空间。

此次疫情期间实行的小区封闭式管理，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生活困难，大超市距离不远，却无法通达。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来讲，大超市、特大超市无疑表现良好。

但如果考虑到超市跟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它存在一个过渡，可以实现一种网络连接，当下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设一些小的供应站，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我们要考虑如何实现物流系统里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外，我们在考虑一个小区或一个城市的功能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公共卫生防御，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因素。

我想这对我们未来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规划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国人口密集，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很多界限都已消除，同时，我国在很多方面属于后发展，我们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更高的要求上来研究、制定未来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