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树木和公园对改善环境和人类的健康是否真的至关重要？还是说，绿色城市理念只是中产阶层的心理安慰剂？近期出版的两本关于城市的新书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长久以来，花木繁茂的公园总能唤起人们对于美好家园的想象与向往。植被覆盖率是评价一座城市环境的重要指标，花园城市也是很多人欣欣向往的城市生活模版。无论是城市中，还是在城市周边郊野，包含森林草木在内的绿化体系，始终是城市生态中具有自净能力的关键系统，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然而，对于城市是否需要更多的树木和绿化，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相同。

爱尔兰社会学家迪斯·费茨杰拉德在《The Living City: Why Cities Don’t Need to Be Green to Be Great》一书中抨击了绿色城市主义的概念。而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与记者汤姆·李-德夫林撰写的《Age of the City: Why our Future will be Won or Lost Together》这本书中则论证了城市是全球资源流动的关键节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大多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多会面临多重危机，从贫困、不平等和糟糕住房等社会问题，到热浪、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等由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引起的自然灾害。专家们越来越多地从自然中寻求这些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植树，植被、湿地和土壤可以吸收暴雨，调节空气和水质，以及降低街道和建筑物的温度。这些场地还可以作为休闲空间，专家们相信这些方法对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有益。

充满绿植的城市公园，不仅有效改善了公众健康及人居环境，缓解社会和生活焦虑情绪，还使公众重新找回失去的田园自然，在拥挤的城市中享受乡村般的优美自然环境，满足了乡村情结及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英国城市公园多采用自然风景式园林风格，以通透宽敞的疏林草地、自然曲折的河流湖泊、蜿蜒起伏的园路为主要特征，讲究公园内外的自然环境融合。法国城市公园采用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与法国勒·诺特尔式规则式园林格局相结合的折中式园林风格，蜿蜒曲折流线型园路结合高低起伏的自然地形数据，以特殊方式调和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的“割裂”。在巴西圣保罗，一座巨大的植物花园坐落在parquet estadual fontes ipiranga南侧。花园于1938年开放，至今已近90年，其中保留着部分残存的大西洋海岸森林，为成千上万的热带植物和动物物种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

而社会学家迪斯·费茨杰拉德却在《生命之城》中嘲笑了这些常见的方法，他明确表态：“我反对绿色城市”，不认同将自然投资作为重新构想21世纪城市的一部分。他指出，绿色城市主义是一群精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发起和推动的，他们希望实现花园城市的愿景。人们可能对植物有情感上的依恋，这可能源于感伤或对城市化和工业进步缺乏控制而产生的焦虑，但这种情感依恋很容易被所谓的生态学家、规划者、设计师、经济学家利用成为政治工具。

费茨杰拉德认为“绿色城市”这一理念在目前看来已经过时，这些人想当然地将自然作为提高工人生产力和为富人提供设施的工具，却没有看到绿化可能导致更多的城市居民流离失所。费茨杰拉德喜欢自己长大的城市爱尔兰的科克以及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等他居住的城市，这些城镇随处可见泥土、粗糙和破旧，作者认为他们保持原样就可以了，因为城市本来就是一种混乱的人类建构。城市公园发展至今，虽然在量上有效促进了城市绿地的增加，但尚未能完全参与激发城市发展模式的质变。

一边是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的泾渭分明，一边又是一个又一个的绿化公园，结合在一起就是柯布西耶和霍华德的理念写照。其实，这种现代主义城市风格，是理性主义的极端运用，一个城市如果也用1+1=2的思路去设计，那么是不是人类社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数学去量化呢？

当然不行，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很难用木匠思维去塑造，你推倒一切，按照理念去设计是完全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园丁思维，让人与人在城市里自由成长，自由发展生态，园丁只要维护营养和底线就行。

费茨杰拉德特立独行的观点的确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然而他将城市开发者简化地描绘为“绿化还是不绿化”的二元对立，却回避了解决方案，如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包容性决策的制定，以及增加工作机会和城市基本服务。城市需要绿化，但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而要以公平和包容为中心，将绿化作为城市转型整体议程的一部分，这恰恰是《城市时代》提出的方案。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打破原有的模式，真正融合城市与自然，成为值得规划与设计师深思的问题。



伊恩·戈尔丁和汤姆·李-德夫林指出，城市消耗了全球75%的主要能源，排放70%的温室气体，每年产生100亿吨固体废物，城市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过去我们常常提及城市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两位作者提醒人们如今城市需要对这样的概念保持警惕，因为“士绅化”连带产生的城市分区、种族主义政策、经济适用房的缺失、工资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推到了城市的边缘。

比如，改变公共交通的定价思维是《城市时代》提出的其中一条建议。在伦敦和纽约等大都市，外围地区的公共交通产生的费用往往最高。然而，居住在更经济实惠的郊区的人们必须忍受长时间的通勤和高昂的交通费用，才能抵达市中心的工作地点。

这两本新书从不同的视角对城市发展问题给出了看法。《自然》杂志的书评文章最后指出，如果我们希望城市对人类有益，城市也需要对自然有益。人们需要重新与彼此和生物圈建立联系，不仅仅是因为“花园城市”之类的哲学理念，更是出于城市面临种种严峻挑战的实际原因。

本文转自新京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可联系删除。